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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释放企业家创新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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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19日 16:13:52 作者:王廷惠 来源:dayoo.com 2005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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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事先知道谁是企业家，企业家只能是在争胜竞争的开放过程中才有可能出现的对潜在机会机警和敏感的人。个人享有的自由程度越大，对利润机会的敏感程度就会越高。
●制度框架必须确保每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确保每个人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保障企业家选择的自由，使企业家能够自由确定和追求目标。
日前，广州市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推进制度创新，探索建立自由企业制度”成为鲜明亮点，标志着广州市在保持先行优势的基础上，将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和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城市竞争力，加快社会经济模式转型。
随着改革与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展开，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提升城市竞争优势，成为地方政府确定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开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城市之间、地方政府之间在激烈竞争中能否胜出，关键在于是否具备有利于企业家自由创业和自由经营的制度优势。
政府最为基本的职能或者基础性职能是提供合适的制度框架。制度相当于一个过滤器，决定了经济主体的机会集合与机会边界，进而决定了经济行动和具体市场过程的动态效率。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民间，公共政策应该鼓励多样化尝试。而多样化、灵活的试错和试验，实现资源配置动态效率过程中的多种选择，都必须具有使市场主体具备自由行动的制度基础。
柯兹纳将自由市场最为显著的特征概括为企业家自由进入。伴随着经济主体自由试错和反复试验而产生的发现和不断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自由和开放经济是有效率行动和有效率市场过程的基本条件，是保证企业家机会得以发现和利用的最为基础性前提，培育企业家精神的自由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和核心。在促进实现自由原则最大化的宪法安排下，企业家更能够茁壮成长。如果缺乏宪法框架保证个人自由权利，就不可能有企业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经济增长就成了无源之水了。开放的市场过程比如让每个人享有参与机会，自由进入对于争胜竞争的市场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数经济主体广泛、自由参与市场过程，是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广泛的参与过程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和内生地增长。
实际上，无人事先知道谁是企业家，企业家只能是在争胜竞争的开放过程中才有可能出现的对潜在机会机警和敏感的人。因此，制度框架必须确保每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确保每个人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保障企业家选择的自由，使企业家能够自由确定和追求目标。个人享有的自由程度越大，对利润机会的敏感程度就会越高。自由的经济环境所激发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政府应该想方设法生产性地行使权力，尽量避免掠夺性地行使权力。自由企业制度有助于激发企业家通过自由选择不断发现和利用各种潜在的利润机会。对企业家而言，最重要的具体自由或者权利包括企业家自由竞争和自由进入与退出、自由获取报酬、自由贸易、自由契约、自由生产和销售、自由选择所有权形式、自由合并和联合、自由试验、自由搜寻等等。
总之，释放企业家创新精神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关键，而自由企业制度正是争胜竞争动态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的制度前提。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以政府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模式缺陷日益显露出来。引入市场机制更具效率地配置资源，让市场内生主体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变革政府的重要内容。相对浙江内生经济增长模式而言，外生力量在广州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何巩固改革开放初期的先行优势，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动态竞争优势，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生成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比较优势，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制度竞争是争胜竞争过程中发现和创新更好的促进动态效率之制度的动态过程。政府各个方面和层次上的竞争优势，关键取决于市场过程展开和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和制度框架。开放格局下城市间竞争更为关键的是制度竞争，竞争获胜的核心资本是制度资本，尤其在于是否具备自由企业制度，能否释放企业家创业精神，激发企业家的创新行动。值得庆幸的是，广州市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自由企业制度与提升城市竞争力以及实现社会经济转型战略目标的密切关系，将“推进制度创新，探索建立自由企业制度”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了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和较强的执政能力。可以乐观地相信，只要明确自由企业制度的理念，政府必定会出台一系列促进自由企业制度生成的相关政策措施，特别是加快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进一步准确定位政府行为边界，充分释放所有导致社会财富得以源源不断流淌的能量。这样，围绕着如何构建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形成企业自由创业、自由经营的制度优势，广州市在制度变革进程中能够通过主动创新形成制度资本和制度竞争力，并进一步转换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广州的明天将更美好。（作者是广州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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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文钦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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