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高兴能出席今天《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一书出版座谈会。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纪念。《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一书的出版是给80年周年纪念很有意义的献礼，请允许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80年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岁月的流逝，记忆是很容易模糊，也会很快消失的，要想认识历史的真相，客观地、准确地展现历史的原貌，真难哪！《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这本书有句话说：“烟笼雾罩的黄埔岛上，是有许许多多未为世人破解的‘未知数’的”。我相信，这既是实际情况的反映，也是曾庆榴同志长期研究、写作这一课题的真切感受。我借这个话题，谈几点纪念黄埔军校的感想。

　　第一点，黄埔军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中国革命史来说，黄埔军校是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创办的一所军事、政治学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象征，是国共合作的伟大成果的具体体现。国民党人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叶剑英；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等，都在黄埔军校工作过。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都在黄埔岛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以上三方，如果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黄埔军校都不可能办出那样好的成绩，也不可能在历史上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它是一所真真正正的国共合作的学校，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伟大作用的一所学校。从中共党史来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写道：“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这句话点出了黄埔军校在中共党史和党的军事斗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什么叫“严格意义”？就是指这个论断经得起严格的历史事实的检验。《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一书考证了黄埔军校的前六期每一期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学习的情况，考证了各期所建立的党组织的情况。当时党还处于初创时期，党员人数并不多，但在短短几年间有近千名共产党员先后来到黄埔岛上，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各地的精英分子，这当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大批共产党员参与黄埔军校的工作，在这里迈出了从事军事活动的第一步，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闪光之点。再从广州的历史来说，近代以来，广州是一座革命运动高潮迭起、英雄人物辈出的城市。当年，广州是全国革命的中心，黄埔军校设在广州，辐射全国各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为广州这座英雄城市增色添辉，是广州历史上的重要篇章。总之，黄埔军校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是我省、我市宝贵的、十分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加强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二点，对黄埔军校的历史，应大力发掘，深入研究。我的父亲曹渊是黄埔一期生，牺牲于北伐战场。我是从追寻父亲的足迹而走进黄埔军校的历史的。记得早年在延安，我去看望周恩来副主席，他告诉我：“你父亲在黄埔军校参加的第一次党的小组会，就是在我家里开的。”我当时还不太懂事，不晓得多问几句。党的“七大”期间，我去看望陈赓同志，他说：“那时候（指在黄埔时），和你父亲吃、喝、打架，都在一起。”我有些惊讶地问：“呵！你们还打架？”他说：“咳，打反动派嘛！”同样也不晓得多问几句当时他们在黄埔军校活动的情况。上世纪50年代，我调来广州工作，总想多点了解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黄埔学习并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但长时间无从着手。可以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多半是国民党所写他们自己的历史，对共产党人的活动，或者加以诋毁，或是避而不提。1964年，我去看望周恩来总理，特意问起有关的情况。总理实在太忙，已无时间多谈历史了，但他嘱我去找周士第，说周士第正在写一本有关的书。可见，周恩来总理很关注黄埔军校历史的研究。几十年又过去了，有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果很多，但不可否认，关于黄埔军校史的研究仍有待于深入，已有的文章或书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有的还有明显的片面性。黄埔军校大量的历史情况还被岁月的尘埃封存着。

　　针对上述情况，《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一书，全面地考察了黄埔军校的历史，对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的共产党人，逐个鉴别，确定其身份，查清其来龙去脉。对从军校筹备开始到两次东征、北伐战争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件一件详细论述，分析了事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事一件事地反复考证，力图弄清历史的原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对黄埔军校历史的基础性研究工程。这本书的出版，我相信必将影响和推动黄埔军校史的研究。

　　这些年读历史，我有一种体会，对一段历史你知道越多，你就会感觉到你不知道的东西更多；而当你对更多的不知道的的东西进行了解时，你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就深入了、开阔了。《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一书读后的感受就是这样。黄埔军校涵盖、牵涉面很广，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有借鉴、启迪意义的问题也很多。也就说，还有许多史实需要我们大力发掘，众多课题需要深入研究。愿我们的专家学者在《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一书的基础上，把研究工作深入。还要说一句，要研究，就应当扎实做好基础性的工作，要拨开迷雾，澄清事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真实、可信的历史，才是真正能够发挥启迪人、教育人作用的历史。

　　第三点，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我与曾庆榴同志认识20多年，黄埔军校是我们之间谈不完的话题。据我所知，这本书不是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不是短时间内拼拼凑凑的结果。作者为写这本书作了长期的准备。他曾经是省委党研究室的负责人，要负责本单位的全面工作，所做的课题也不止一个，但他对收集黄埔的史料，做到了契而不舍，处处留心，反复比较，细心考证。研究中每有所得，总要与我共同分析、讨论一番。我见证了这本书从酝酿、准备、写作到清稿的全过程，也是本书的第一读者，深知其写作的艰辛，成果来之不易。这说明精神产品的生产，必须注入大量的“精神”，这种注入多了，其作品才会有质量、有生命力。我不想过早评价本书在学术上的贡献，相信读者以后会对此有所评论。作为一位老同志，我想强调的几句话是，要繁荣社会科学，除了社科工作者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之外，领导者要多多理解、帮助和支持他们。这本书的写作出版，得到了广州市委宣传部、省委党校、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这些单位的领导是很值得钦佩的，我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