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四川军阀“礼送”出境之后，陈毅来到北京进温泉学院(即中法大学)文科班读书。这年11月，陈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法大学仅靠四川省每年给的120元津贴维持生活，除去其他费用，全年伙食费仅60元，即每天生活费不足两角小洋。当时，党组织经费紧绌，每位党员都有资助党组织的义务。陈毅没有其他收人，只好写文章向报刊投稿，赚稿费来捐给党。在中法大学学习期间，他主编了该校校刊《救国报》。1924年秋，经金满城介绍，陈毅与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编辑王统照(剑三)相识，相互交谈之间，王诚恳地希望陈毅多多写稿，支持《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临分手时，王一再向他约稿说：“我的铺子一切都要的!”这年冬天，经王统照介绍，陈毅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不久，王要办一个刊物，请陈毅入伙作文章。陈因要承担党交给他的很多工作，故以忙得很、尤其与你们文学家合伙跟我现在的胃口不合为由予以谢绝。但在王的一再坚持下，最后也就同意了。后来，陈毅有不少文章经王统照之手发表于《晨报》副刊。
1924年岁末，陈毅好友金满城有一部译作法郎士的《友人之书》被北新书局以200元买去出版。这如一股强劲的东风，掀起陈毅与金满城文学上的狂热。他俩找到一位四川学友李嵩高，在西山脚下租了一座名叫“宋氏别墅”的洋房，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命名为“斗千社”。陈毅自取笔名“曲秋”。房租和3人的伙食费每月预算是80元，但他们认定卖稿子能赚来数倍于这笔开销的钱。从此，陈毅开始了频繁的文艺创作活动，以实现做一个革命文学家的夙愿。
1925年元旦，陈毅与几个爱好文学、不满现实的青年在北京创办《燕风》半月刊。此后，《燕风》每期上都有他的文章，自娱为“卖稿子”。计有《她》、译《米塞忏悔录：终天抱恨》、《我们的生活》等。由于“国家主义派”的作梗，陈毅于1925年3月底同《燕风》半月刊其他同仁脱离关系，未几《燕风》消匿。而自“斗千社”成立三个月来，陈毅已写作5篇文章，“斗千社”也引起了北京文坛瞩目，但因稿费太低，房租过重，该社经济日趋拮据，濒临倒闭。危难之际，他们收到《晨报副刊》编辑刘勉已的来信，要他们为《晨报》编一文学周刊。陈毅于是代表“斗千社”去《晨报》编辑部商谈编稿事宜，要求对方每月至少付80元报酬。3天之后，对方答复说，按报社惯例，周刊最高费用为每月24元。于是双方合作一事告吹，“斗千社”不久破产。
1925年4月初，陈毅发起组织中法大学文学团体——西山文社，并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上发表成立启事，向文坛表白了他们美好的愿望：“本之我们爱国的夙愿，我们有的想去芟除蔓草荆棘，有的想去种种花卉佳谷，有的想去寻得优美的种子，有的想去做个劝农的钟鼓手，也有的想去做个阻止培植荆蔓的霸者……”[6]在这以后一段时间里，陈毅进入了一个写作高峰期，连续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和论文，前者有《归来的儿子》、《十年的升沉》、《西山埋葬》等20多篇，后者如1925年7月28日在《京报》副刊《民众周刊》第30号发表的《谁是救国的主力军》、8月11日又在同处发表的《赤化与帝国主义者》等。
1925年底，陈毅从中法大学毕业，自此，陈毅因较多时间从事革命活动，无法顾及文学创作。这期间，陈毅往来于西山宋氏别墅与城里翠花胡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共同的办公地）之间，每天忙忙碌碌，他想重译《茶花女》，但忙于革命，无暇顾及。北京《晨报》的副刊编辑请他和金满城、李嵩高为《晨报》编一文学副刊，陈毅亦没有应允。这年10月，根据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精神，陈毅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被聘为该部宣传委员会主办的《革命周报》的编辑。第二年春天，在陈毅的鼓励支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学生杜钢百和政法大学学生孙壶东在北大第二院发起组织进步社团新军社，意为“新军崛起”，并办了一个刊物，取名为《新军》，宣传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拥护国民革命和北伐。就在这时，陈毅和徐志摩在报上展开了一场论战。
事情的起因是1926年1月21日，陈毅和李大钊参加北京各界600多人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举行的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演讲。为扩大影响，事先陈毅把讲稿印出若干份，分寄各报登载。他在演讲中热情称赞列宁主义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指导意义，明确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第三国际的建立完全证明了工人与农民的联合能够推倒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断言：这个工农联合的大潮，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即会遍及整个世界。他提出工农阶级必须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只有武装暴动的道路，才能够挣得工农自己的利益。同日，《晨报》副刊主编、著名诗人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称自己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畏惧无产阶级铁的手和铁的心，提出十月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的观点，指名攻击陈毅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是“趁热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7]，并抓住陈毅没有提到国共合作的一个疏忽，挑拨国共两党关系。14天后陈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答徐志摩先生》一文，进行反驳，文章怀着促其猛醒的愿望，以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为例，规劝他不要害怕革命，害怕列宁，要抛弃个人主义，警告他不要“坐在资产阶级坟墓上，坏了你一世的聪明！”[8]同时提醒国共两党同志：只有彼此合作，在革命工作中表现出共同的奋斗精神，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
1926年4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议决裁撤宣传教育委员会，并将该会所刊之《革命周报》移交宣传部办，陈毅仍被聘为编辑。为广泛联系群众，发挥报刊指导革命工作的作用，陈毅和李大钊决定向新加入的国民党员免费提供《革命周报》。在市党部第15次会议上又决定向各个区分部提供一份《国民新报》用以指导工作。5月1日，共青团北京地委主办的《烈火》(半月刊)在北京创刊，陈毅任主编。他在《列火》第一期上发表了杂文《读旧作记》，声称“现在我找着了红光，这是一支烛炬，引导人类跳出自我、家庭的狭窄牢笼，到达极自由的乐园。”[9]表明他经过“三·一八”惨案之后的信仰和立场已更加坚定。
“三·一八”运动以后，时局发生很大变化。李大钊代表党组织派陈毅回四川开展兵运工作，策应北伐。1926年12月下旬，陈毅来到合川四川陆军第三师，任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原来第三师政治部有一份石印刊物《武力与民众》，时办时停，没有办好。在1927年1月2日举行的政治部部务会议上，他提出了改进《武力与民众》的建议。从武装要与民众结合的观点出发，陈毅认为要办好这份刊物的主要之点在于内容，即解决武装力量与民众如何打成一片的问题：“我想引两句古书上的话，作为我发言的结束。《论语》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国语》上说：‘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就是说，老百姓高兴的事你就做，不高兴的事，你就不做，否则就像陈胜、吴广一样，他们一起来，秦王朝就被这股洪水淹没了。我认为这应当是我们宣传的精神依据。”[10]他的建议立即受到有关人士的赞同，遂决定《武力与民众》立即复刊，且由不定期刊改为旬刊，重大节日加出增刊，革新版面，并推举陈毅撰写发刊词。陈毅在合川期间，每期都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国民革命。在该师军事教育团上政治课时，陈毅还将自己选编的《社会进化史》及《武力与民众》旬刊作为自学教材发给每个学员。1927年4月初，陈毅离开了合川，奔赴武汉。南昌起义爆发后，他即追随起义部队，从此掀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
恩格斯曾在给康·施米特的一封信中说：“新闻事业……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校，通过这个工作，你会在各方面变得更加机智，会更好地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会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的工作。”[11]完全可以说，青年时代的这一段报刊活动经历，对陈毅以后成为一个文武兼资、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玉成颇多。
摘自《中国现代报刊活动家思想评传》 胡正强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